张卫平: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处理的规则与法理

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06-20

”徐乐江称。  而八一钢铁和韶钢松山发布的上述公告显示,相关事项分别为“与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和“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对此,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相关资产运作前景可期,而这可以被称为宝钢版的供给侧改革。  国内一位不愿具名的钢铁行业咨询公司高管表示,在连续两年亏损之后,宝钢必须要有新动作。八钢的公告是重大资产重组,未来新疆区域内钢企整合,一带一路将是重点。

  张卫平: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处理的规则与法理在这些专车平台眼中,它们高举的“共享经济”旗帜,说到底不是为了“共享”互助,而是为了“利益最大化”。7月20日,北京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原本是一次展示专车平台“共享”理念和优势的良机,结果让滴滴、Uber等专车平台“动态加价”给很多乘客“泼了一盆冷水”。据媒体报道,在早高峰、中午、晚高峰三个时段在部分商务区和居民区尝试叫车,调查发现,滴滴出行、Uber、神州专车三个平台均出现动态加价。特别是在早高峰时段,滴滴出行平台快车、专车服务大多加价倍,出租车则需加8-40元不等的调度费才有司机接单;Uber的动态加价在晚高峰曾一度高达倍;神州专车出现加价倍左右。与上述平台相比,易到、首汽约车没有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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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在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上,“先刑后民”一直被视为一项原则。

但从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原理以及法律的规定来看,“先刑后民”都不应作为一项处理民刑交叉诉讼的原则。

在具体处理民刑交叉诉讼时,应当首先考虑彼此之间是否有先决关系。

在相互之间存在先决关系时,作为前提的诉讼可先行,另一诉讼应予以中止,等待前提诉讼的审结。 将先决关系作为原则,考虑的是社会对裁判一致性的认同与追求以及司法制度的现实。

但先决原则不是绝对的,诉讼效率也是民事诉讼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不可以因为具有先决关系的前提诉讼的迟延而使另一诉讼受到过分迟延。

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可以独立行使审判权,包括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

在民刑主体交叉的诉讼中,当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具有先决关系时,由于诉讼主体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在并行的民事诉讼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因此可以考虑将民事案件移至刑事审判庭,在同一审判庭适用不同程序,实行“先民后刑”的审理,以维持同一事实认定的一致性。 这一做法需要修改法律,将其程序法定化。

  【中文关键字】民刑交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独立审判;先决关系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民刑或刑民交叉诉讼并非学界的新话题,十多年前学者们对此就已经有所讨论。 这种讨论源自人们经常遭遇的民刑交叉诉讼实践。

现在这一话题也依然是人们经常讨论的主题。 从对司法案例的检索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先刑后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处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一个原则。 [1]在学术界,人们也常常使用这一说法或概念。 但笔者认为,从法律规定以及法理而言,这些讨论并没有真正阐明其应有的原理及机理,因此有必要予以更深入的探究。

  在探讨民刑交叉诉讼关系的处理方法之前,有必要对人们关于“先刑后民”这一说法的语境加以廓清和区分。

因为人们关于“先刑后民”的表述在含义上往往是漂移和多义的。 这种含义上的漂移性和多义性与视角和语境差异有关。

如果不能锁定相应的语境,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探讨问题。   其一,不同性质的案件由同一个审判机构合并主管的情形。 [2]这种情形又可以分为两种:附带性和非附带性。

附带性是指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 非附带性是指,近年来实施的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改革,将涉及知识产权的、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合并审理的情形。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语境中,人们对“先刑后民”的理解是,对于因刑事犯罪所发生的民事赔偿部分的审理和裁判,应当首先就刑事犯罪部分进行审理之后,在有罪认定的基础上,就附带的民事赔偿部分进行审理和裁判。 在刑事诉讼系属中,当事人不得单独对由犯罪引发的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 这里的“先刑后民”是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种结构所决定的,其最大特点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由一个刑事审判庭合并审理,并且民事案件处于附带的地位。

在这种语境下,也有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提出可以“先民后刑”。 但其含义已经转换为哪一种责任应优先确定与实现的问题,而非不同审判机构主管的不同诉讼案件,哪一个诉讼应当先行的问题。 例如,有观点主张在被告人认罪与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应明确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构建一种“先民后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同一事实构成不同性质责任的竞合时,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 [3]  在“三审(刑事、民事、行政)合一”的试点中,[4]同一审判机构合并审理的刑事与民事交叉的知识产权案件,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些类似。 由于不存在独立并行的交叉诉讼,所以人们所关注的刑民关系只是在同一个审判机构的合并审理中,在程序上究竟应当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 由于涉及三种性质的案件,就要考虑刑、民、行三者审理裁判的顺位问题。

  无论是一般刑事审判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知识产权案件的“三审”合一,都是在案件合并的语境之下,与独立并行中的诉讼交叉语境不同。

这种语境下的刑民关系不是本文讨论和研究的视域和重点。   其二,实体层面的“先刑后民”。 这一语境下,人们所谓的刑民关系,是指当同一行为或案件事实既涉及刑事犯罪又涉及民事争议时,应该如何处理的策略选择。 即应该首先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还是解决民事争议问题。

这一语境与已经开始或存在的诉讼程序无关。

“先刑后民”的策略选择就是首先处理刑事犯罪问题,然后解决民事争议问题。

以刑民交叉案件为对象或主题,有可能既涉及实体层面又涉及诉讼层面,如果在研究中过度关注实体语境,将不利于对问题的精准探讨。

  其三,在民事诉讼中发现刑事犯罪的情形。 在这一情形,刑事诉讼尚不存在,仅有民事诉讼。

这一语境下的“先刑后民”的含义则是指,首先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则被驳回或中止。 民事诉讼被驳回有可能因为此案并非真正的民事案件。

在民事诉讼被驳回的情形下,自然也就不涉及民刑诉讼交叉的问题。

  其四,交叉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系属于不同审判机构的情形。 这种语境是已经同时存在刑事诉讼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而且都处于诉讼系属中,因为刑事诉讼案件和民事诉讼案件在事实或法律问题上存在交叉或关联,所以需要解决如何处理交叉关系的问题。

这种语境下的“先刑后民”,笼统地讲就是应当驳回民事起诉或中止民事诉讼。

当然,是否应当驳回、何种条件可以驳回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应当中止民事诉讼,则因人们的认识不同而有所不同。 本文关注的视域和研究重点正是限定于此种语境。